财經中國網首頁- 頭條- 财經- 科技- 時尚- 生活- 房産- 汽車- 娛樂- 健康- 旅遊- 商訊- 體育- 遊戲- 文化- 教育- 法制- 地方- Rss | 注冊-登錄 |會員中心
财經中國網 > 文化 >文化 >正文

走出奴役之路--馬斯·哈茲利特采訪哈耶克

2019-05-07    來源: 财經中國網  跟貼 0

   前言

  這是《理性》雜志托馬斯·哈茲利特采訪哈耶克的記錄。請注意這個采訪的時間是1977年,也就是四十多年前。

  看一下哈耶克當年對世界的看法。


    《理性》:關于你的《走出奴役之路》,凱恩斯曾這麼評論:“在我看來,這是一本極為重要的著作……實際上我發現,不管是從道德上,還是從哲學上,我對此書的論點可謂全盤接受:不僅隻是贊同,而且是深表贊同。”凱恩斯為何會如此評價一本深入批判凱恩斯主義觀點的著作?
    哈耶克:因為他相信,從本質上說,他仍是一位正統的英國自由主義者,而沒有意識到,他離這一傳統已多麼遙遠。他的根本思想仍然是個人自由觀念。他并沒有系統地探讨這兩者間的沖突。在某種意義上說,他是被政治需要腐蝕了。他著名的口頭禅是“從長遠看,我們都得死”,這就能很好地說明他如何受制于現時的政治需要。他不再去思考,從長遠地看何者是可欲的。因此,我想,曆史将證明,他并不是能保持長久生命力的思想的創造者,他的思想隻是一種時尚而已,還好,這時尚現在已經過去了。

    《理性》:常有一種傳說,說凱恩斯晚年已經醒悟了?
    哈耶克:這個彎轉得也夠猛了。不過,他總是在左右搖擺。他總是站在中線上,琢磨現在什麼思想正在走俏。在我跟他一起參加的最後一次會議上(那是1945年,距他去世僅三周),我問他,他是否已經警覺到他的門徒們将如何對待他的思想。他說:“哦,他們都隻是些笨蛋,這些思想在1930年代非常重要。相信我,我會再次改變公衆輿論的,就像這一次一樣。”我敢肯定,如果他活到戰後,他也一定會成為反對通貨膨脹的鬥士的。
 
    《理性》:凱恩斯主張,在高失業率時,政府開支可以刺激總需求,這一觀點在某些時候總是正确的吧?
哈耶克:不,一點都不對。不過,當然,我的看法并不止此。我相信,如果政府不幹預貨币體系,我們就不會有工業波動,也不會有衰退期。
 
    《理性》:那麼,商業周期就完全是由政府貨币管理當局引發的了?
    哈耶克:因果關系并不是如此直接。如你所指出的,它是政府有意識的錯誤政策的結果。這一錯誤就是政府控制基礎貨币這種準壟斷的事實,所有商業銀行都隻發行中間貨币(secondary money),它可用基礎貨币回購,這種體系,沒有人可以真正控制。所以,政府對貨币發行的壟斷确實應負最後的責任。處在這樣一種壟斷地位,沒人會理性地行事。

    《理性》:你曾經寫到,大約從1950年到1975年,将被作為大繁榮時期載入史冊。如果凱恩斯理論不正确,為什麼經濟卻如此繁榮?而在1922年的德國,雖然通貨急劇膨脹,但卻沒有經曆這樣的繁榮,為什麼?
    哈耶克:因為在德國,通貨膨脹并不是以實現繁榮為目标,而完全是為了應付财政困難。如果你為了保持繁榮而搞通貨膨脹,最後你總是會遠遠越過适中的程度。這次繁榮的确比我預料的要持續得更長久。我一直在預言經濟會崩潰,我本來覺得它會很快就來的。我是根據上一次商業周期中通貨膨脹推動的繁榮崩潰的時間作出預期的。但是上次的崩潰是由于金本位制,它在信用擴張若幹年後踩下了刹車。在任何貨币秩序框架中,有益的信用擴張都不可能無限延續下去。隻要看到我們無法通過加速通貨膨脹以繼續保持繁榮,信用擴張就玩完了。
 
    《理性》: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從12%降低到4.8%,英國從30%降到13%——兩者都沒有出現蕭條型的反應。這是否意味着經濟調整未必就導緻大規模失業?
哈耶克:我不知道你為什麼這麼說。它已經伴随着廣泛的失業了,很嚴重。我覺得,結束通貨膨脹确實未必就導緻1930年持續那麼長時間的失業,因為那時的貨币政策在繁榮時期是錯誤的,在蕭條時期也是錯誤的。這種貨币政策先是拖長了繁榮時間,然後又聽任通貨緊縮持續演變為大蕭條。在經曆了過去25年那樣的通貨膨脹之後,我們不可能既想放棄通貨膨脹又不想看到嚴重的失業。
 
    《理性》:通貨膨脹如何導緻失業?
    哈耶克:通貨膨脹使人們進入某些工作崗位,這些崗位隻有在對某種東西的相對需求暫時增加時才能存在,一旦貨币量的增長中止,這些崗位就無以為繼了。
 
    《理性》:但是,舉例來說,如果美國經曆短暫的高失業期——比如在一兩年中失業率翻一番——那麼,形形色色的收入自動保障計劃——比如失業保障、福利等等,耗費大量資金,豈不是會使聯邦政府破産?在所謂的複蘇期,它已經形成了五六百億美元的赤字了。
    哈耶克:是的,必然如此。關于是否應該實行社會保障還是削減這方面的經費,對這一問題,必然會出現激烈的政治鬥争。我想,如果你不對社會保障制度進行實質性改革,你就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理性》:為了支持這些龐大的福利機構的運轉而花費的巨額資金,會不會迫使我們去建設一個更理性的政府框架?
哈耶克:不會。我惟一的希望隻是,有極少數國家,可能會由于種種理由而不得不建構一種新的制度,這種制度比較明智,并且取得相當大的成功,從而使其他國家也有興趣模仿它。我想,那些對他們的制度很自豪的人,永遠都不會真心實意地想去改變他們的制度。改革可能會從比如說西班牙這樣的國家肇始,因為它已經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了。它倒是有可能搞出一套明智的制度。我不是說西班牙确實有這種迹象,我隻是舉個例子。新制度可能會取得成功,這樣我們就會看到,這個世界上畢竟還存在着比我們自己更好的政府組織模式。

    紙币的本質是國家信用,信用的核心在于産權保護和法治水平。雖然美元近百年來貶值不斷,但從全球範圍來看,依然是所有貨币中表現最不差的紙币。雖然美國被很多地方認為是大撒旦,但全世界人民都熱愛美元,這是真正的硬通貨。
  随着美聯儲的縮表,全世界即将迎來美元荒。

    《理性》:你開出的治理通貨膨脹的處方是,貨币政策追求的目标應當是維持币值的穩定。是否有必要讓政治人物來管理貨币供應?市場力量難道就不能逐漸調整以糾正漸進的通貨緊縮?
    哈耶克:是的,市場力量偶爾可以做到這一點。問題是,金本位制會搶了政治人物的飯碗。我們現在哪怕隻是實行名義上的金本位制,它也無法運轉,因為人們不願意再按那種遊戲規則玩了。金本位制所需要的遊戲規則是,如果你的貿易平衡很糟糕,你就隻能收縮你的通貨。現在,沒有一個人願意這麼做——所以,他們對金本位制敬而遠之。我确實相信,如果我們現在恢複金本位制,不出半年,就會有國家又拋棄它,用不了三年,金本位制就會再次從整個世界銷聲匿迹。
  從根本上說,金本位乃是建立在某種非理性的迷信之上的。隻有人們相信,沒有救世主,隻有金本位,金本位才能運轉。人們已經徹底喪失了這種幻想或者說迷信。現在,我們再也不可能成功地實行金本位制了。我希望我們能做到這一點。正是由于這一點,我不得不思考其他辦法。
 
    《理性》:你曾經多次提出建立某種商品準備貨币制度(a commodity-reserve monetary system),并鼓吹貨币供應方面的競争。對于政府控制的中央銀行體系來說,這是一種可行的改革方案嗎?
    哈耶克:是的。我确信,商品準備制度的想法是很好的,但在實踐中,卻無法操作。試圖不斷積聚大量商品存貨以作為通貨準備,這種事情太複雜了,根本不可行,沒人可以做到。
  于是我得出結論:除非你對發行貨币的政府施加某種約束,否則它就沒有興趣保持它發行的貨币的穩定,因此,我們就需要有一些實實在在的商品,在貨币不穩定的時候确實可以兌換。但如果你把貨币發行權交給企業,他們的生意的成敗取決于他們是否保持他們發行的貨币的穩定,那麼,局面就完全不同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沒有必要倚靠他們用商品償付我們的債權:這有賴于下面的事實:他們必須控制其貨币的發行量,這樣公衆才會因為他們的貨币比較穩定而接受他們的貨币。這比别的辦法都要好。

    《理性》:凱恩斯主義的經濟處方使現代福利國家的各種政治力量形成了一種幾近完美的共生關系(symbiotic relationship)。可以從哪個點着手打破這種利益聯盟?如何從政治上打敗凱恩斯主義?
    哈耶克:我覺得應該從凱恩斯自己着手。1920年代,凱恩斯對再次使工資實現靈活不抱希望了,他的結論是,說我們必須接受工資的現狀,而調整貨币政策以适應既成的工資結構。當然,這就會使他不得不說,“我不想限制使用貨币政策,因為我得讓貨币政策适應某種已經擺在那裡的形勢。”
  然而,他沒有注意到,不管什麼時候,如果工會組織知道,必須承擔政府糾正工會政策的後果的義務,那麼,我們就會陷入難以自拔的惡性循環中。工會推升工資,而政府被迫印制鈔票以在這樣的工資水平上維持就業,于是我們就陷入通貨膨脹惡性循環。而這一切本來隻是凱恩斯短期的權宜考慮——對工資剛性,我們不能去碰。
  事實上,1920年代,英國已經接近于成功地解決了工資剛性問題。非常痛苦的、無助的通貨緊縮過程到1920年代末已經接近于克服工資剛性。就在這時,他們卻擔心起長期失業。我覺得,如果他們再堅持一兩年,他們是有可能取得成功的。

    《理性》:跟你一起榮獲1974年諾貝爾獎的岡納·缪爾達爾(Gurniai Myrdal)最近發表一篇文章,鼓吹取消諾貝爾經濟學獎,明顯地是發洩對你和弗裡德曼獲獎的不滿。他最著名的論斷是,他提到你缺乏社會關懷,尤其是說你“從來沒有認真思考過認識論問題。”
  這種看法實在驚人,因為你就認識論問題(經濟學領域或其他領域),撰寫了大量著作,而且你的諾貝爾獎演講集中談的就是經濟學的認識論問題,而當時缪爾達爾就在場。缪爾達爾的荒唐說法是出于無知,還是怨恨?這是不是整個歐洲學術環境的一種典型反映?
    哈耶克:不,這顯然隻是個極端的例子,即使是在經濟學圈子中,這種知識上的傲慢也是罕見的。缪爾達爾在凱恩斯本人成名之前就提出了那些看法。他關于貨币學說、價值等等問題的著作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他對這一問題有獨到的看法,而我認為,他的看法是錯誤的。他的著作現在根本不會再版,我認為他根本就不是一個好的經濟學家。

    《理性》:那麼,缪爾達爾不是個典型?總的來說,歐洲的思想和學術環境難道不是更加敵視你的理念?
    哈耶克:啊,對缪爾達爾更敵視,當然有了。當然,年輕一代對我的看法已經友善多了。我想說,在某種意義上,最大的問題是方法論問題,而不是缪爾達爾的思想。我相信,經濟學和一般而言的研究複雜現象的科學,包括生物學、心理學等學科,都不能像處理簡單現象的自然科學如物理學那樣建立模型。
  當我把物理學稱為簡單現象時,不要驚訝。我的意思是說,解釋物理現象時,你要用的理論隻包括很少的變量。你隻要看一下随便哪本物理學教科書附錄裡的方程式,就能明白這一點,你會發現,不管是哪個表示物理學定理的方程式,變量都不超出兩三個。
  你不可能用隻包含兩三個變量的理論來解釋随便某個社會生活現象。其結果就是,我們永遠不可能得到可以有效地預測具體現象的理論,因為你必須把那麼多你根本無從得知的變量填入方程式中。從這個意義而言,我們解釋和預測社會現象的可能性要比物理學中有限得多。
  然而,野心勃勃的年輕人卻對此很不滿足。他們想搞出一門科學,其對社會現象的預測與物理學中一樣精确,也有同樣的控制力。哪怕是在他們知道自己做不到這點後,他們也會說,“我們必須再努力一把,最終一定能夠找到這個方程。”我們進行這種研究的時候,我們想要達到完全控制社會事态的目的,就好像我們在物理學中要完全控制物理現象—樣。假如他們真的創造出一個由群體的集體意志指導的社會,那麼,知識的進步就走到頭了。因為那時不可能再利用我們的社會建立于其上的那些廣泛分散的知識,這些知識隻存在于某種你根本無法用理智來把握的複雜的過程中。
 
    《理性》:1947年,你創建了一個堅持自由市場的學者的國際性組織,朝聖山學社,對其進步你是否感到欣慰?
哈耶克:啊,是的。我是說,它的主要目的總的來說已經實現了。當時我越來越強烈地注意到,我們大家都覺得,真正的自由的空間越來越小,而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在接受當時時髦的理論。于是,我把具有不同興趣的人們聚集到一起。随便某個時候,假如我們中有個說,“啊,同意——不過,在卡特爾問題上,我們需要政府管制,”這時就會有另一位說,“不,不,我研究過這個問題。”我們就這樣發展出了一種一緻的思想理論,成為了某種國際性的交流圈子。
 
    《理性》:《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去年有一期特别策劃的封面故事,采訪了八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社會科學家,其中也有你,他們提出的問題是:“民主已經死了嗎?”我發現最有趣的是,幾位思想家似乎都引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段落指出,當前的危機正是福利國家過多幹涉從前屬于私人領域的問題的結果。你是否覺得這一論點已經獲得了學術界的支持?我們是不是可以說,現在有更多的知識分子開始理解自由與官僚制之間的根本沖突?
    哈耶克:毫無疑問,是的。這種觀念正在傳播,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我無法确定有多少知識分子接觸到了這種觀念。與25年前比較一下,當時我們隻是在少數國家孤軍奮戰,而今天,我到過的國家,一二十個人在傳播自由主義。不過,在輿論人物中還是隻有很少人信奉自由主義,有時,我對此非常失望。兩周前我到紐約的布倫塔諾(Brentano)書店逛了一個下午,當我看到絕大多數人在讀的書時,我非常失望,似乎令人絕望,就好像你已經沒有任何希望了。

    《理性》:你最近高舉起了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火炬,它是從門格爾到龐巴威克到米塞斯到你本人所體現的一個偉大傳統。那麼,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與弗裡德曼和芝加哥學派最大的區别在哪兒呢?
    哈耶克:根本的一點,芝加哥學派主要考慮的是“宏觀經濟”問題。他們試圖用總量和平均量概念來分析問題,比如貨币總量,價格總水平,總就業,我覺得,所有這些統計數字都是很有用的,甚至能給人們很深的印象。
  就說弗裡德曼的“貨币數量理論”吧。40年前,我就寫過文章,強烈反對數量理論,因為這種方法太粗略了,遺漏了很多重要的東西,我隻能祈求上帝,希望公衆永遠不會相信那些理論。因為它太吸引人了,簡單的方程式,很容易理解。我很遺憾,弗裡德曼那樣具有的才智出衆的人竟然把它看成是一切,而不是僅僅将其作為一種主要的工具來利用。所以,歸根到底,我們之間的分歧主要是方法論上的。
  弗裡德曼是實證主義者,他相信,任何東西隻有是經驗上可以驗證的才能進入科學研究範圍。我的看法則是,我們對經濟學的了解已經夠詳盡的了,我們的任務是讓我們的知識形成秩序。我們不再需要太多新信息了,我們最大的難題是消化我們已經掌握的東西。統計信息不會使我們更聰明,除非它可以告訴我們關于特定時刻的特定情勢的信息,但從理論上講,我相信統計研究做不到這一點。
 
    《理性》:你曾經指出過,人們之所以接受凱恩斯主義對失業的解釋而抛棄古典理論的解釋,主要是因為前者可以從統計上驗證而後者卻不能。
    哈耶克:從這一點看,弗裡德曼的貨币主義與凱恩斯主義的共同點,要多于我與他們兩派的共同點。
 
    《理性》:你曾在斯德哥爾摩的諾貝爾獎儀式上碰到過索爾仁尼琴。你覺得他這個人怎麼樣?
    哈耶克:我相信我對他有很高的評價。他的作品很感人,他本人也給我留下很深印象。但我卻沒有機會與他交談,因為他來自俄國,他跟人進行口頭交談的能力很有限。
 
    《理性》:他關于西方的崩潰的說法有沒有道理?
    哈耶克:我覺得,他過多地注意到了西方政治的某些表面現象。如果他相信——他可能确實這麼相信——我們的政治人物所做的,就是西方普遍持有的觀念的必然結果,那麼,他恐怕确實可以那麼結論。幸運的是,我認為,政治人物所做的并沒有體現西方更明智的民衆的深刻的信念,我希望索爾仁尼琴很快就能發現,有一些民衆的眼光要比西方政策所顯示的要長遠得多。

    《理性》:你的老師米塞斯在1920年就撰寫了《SH主義》一書。它挑起了一場關于SH主義經濟在邏輯上是否可能的大論戰,一直持續到兩次世界大戰間。計劃經濟經濟學家,尤其是東歐的經濟學家都感激米塞斯所提出的深刻的批判,在長達半個多世紀時間中,普遍地投入到與米塞斯、羅賓斯爵士和你的激發思想靈感的對話中,這一論戰目前進展?
    哈耶克:我一向懷疑計劃經濟從知識上看是否站得住腳。他們可以随便完善他們的論證,但是隻要你明白,價格是一種溝通交流和指揮工具,它包含的信息要遠遠多于我們自己所能直接掌握的,那麼,你可以用簡單的指令在勞動分工的基礎上搞出同樣的秩序的整個想法,就必然站不住腳。同樣,以為你可以根據貢獻(merit)或者需要之類的标準安排收入分配的想法,也是站不住腳的。如果你需要價格,包括勞動價格,來指導人們流動到需要他們的地方,那麼,除了市場原則之外,就不可能有其他的分配原則。我認為,從知識上看,計劃經濟完全不值一駁。
 
    《理性》:假如沒有技術、沒有創新、沒有價格信息,他們可以借用資本主義和國内黑市的,在這種情況下,計劃經濟是否能夠存在?
    哈耶克:我覺得,這樣隻能搞出某種中世紀的制度。他們隻能這樣存在,定期地出現大規模的饑荒以清除過剩人口。這樣一個經濟為什麼不能繼續存在下去呢?當然,俄羅斯所取得一切經濟進步,都是利用西方開發的技術才取得的。我相信,俄羅斯人恐怕不會出來否認這一點。
 
    《理性》:你的社會哲學中一個非常有趣的部分是,價值和貢獻是、并且應當是兩個不同的東西。換句話說,個人不應當按照任何正義的概念而獲得報酬,不管是清教倫理還是平等主義。你是否發現很多自由市場的鼓吹者都覺得,在一個“真正道德的社會”中,價值和貢獻應當相等?
    哈耶克:我覺得在我深入地批判了社會正義的概念之後,思想界最近似乎有一些變化。現在人們争論的就是社會正義是否有什麼意義的問題,當然,社會正義總是要建立在某種貢獻的概念。我擔心,我拒絕承認社會正義概念具有任何意義,可能連我最親密的朋友都要覺得吃驚。但現在還沒有人能說服我相信我錯了。
 
    《理性》:那麼,為什麼不存在諸如社會正義之類的東西呢?
    哈耶克:因為正義指的是個體行為的規則。而任何個體行為規則都不可能有這樣的結果:生命中美好的東西應該按照某種特定的方式進行分配。個體行為規則所導緻之狀态無所謂正義或不正義:隻有當我們假設某人有義務把它賦予人們的時候才有正義或不正義的問題。
  現在,當某個家庭接連遭受慘禍,而另一個家庭的孩子都健康成長的時候,我們卻抱怨上帝不公平。但是我們知道,我們不可能嚴肅地追究這個問題。我們不清楚是誰在搞不公平。
  同樣,一個自生自發運轉的市場,由價格來指導人們行動,我們根本沒有辦法說人們需求什麼,應該得到什麼,因為市場所導緻的不是任何人設計出來的分配結果,是某種無法設計的東西,就是那樣一種狀态,不能說它公平還是不公平。有人認為,應該按某種方式設計某種分配方案,這種想法最終意味着我們必須抛棄市場,而回到計劃經濟,在這種體制中,會由某人來決定每個人應該得到多少,當然這也意味着,我們為了得到這些東西,而不得不付出完全失去個人自由的代價。
 
    《理性》:英國是否走上了通往奴役的不歸路?
    哈耶克:不,不是不歸路,這是一種誤解。《通往奴役之路》隻是一個發出警告:“你們必須扭轉你們的道路,否則,你們會走向地獄。”你總是可以修正自己的道路的。

    《理性》:采取什麼樣的政策措施可以扭轉英國目前的發展趨勢?
    哈耶克:隻要你賦予某個有組織的利益集團,也即工會組織以特殊的權力,可以使用暴力來在市場中獲得更大的份額,那麼,市場就不可能正常運轉。這種做法也得到了公衆的支持,他們一直相信,過去因為工會組織做了很多抗争,因而才提高了窮人的生活水平,因此,我們就應該對他們仁慈一些。我相信,隻要這種看法依然流行,那英國就沒有希望。不過你可以引導變革。我們現在必須把我們的希望寄托在觀念的轉變上。
  我擔心,我的很多英國朋友仍然像凱恩斯那樣相信,英國傳統的道德信念可以保護他們不受這種命運的擺布。這是胡扯。一個民族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制度塑造的,而制度又是由民族的性格所決定的。當前英國的制度就在從各個方面改變英國人的性格。你不能指望什麼傳統的“英國國民性”來拯救英國人免于噩運。相反,你必須創造一些制度,以複興那些古老的觀念,這些觀念在目前的體制下正在急劇地消逝。
 
    《理性》:那麼,在公衆心态發生變化之前,政府就束手無策?
    哈耶克:你可以區分肯定性與否定性的變化。政府當然應當盡量不幹它現在幹的那麼多事。從這個角度看,我們首先需要政府不幹某些事,然後,那些你無法指導或規定的發展才有可能出現。現在人們普遍地抱怨英國企業家效率低下,懶惰,等等。這些都不過是制度的結果。如果你鼓勵更多的競争,那麼,你就可以淘汰那些效率低下的企業家。如果他們是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你很快就會發現,他們也同樣可以勤奮地工作。正是現在實行的那一套制度創造出了某種新的心态,不利于經濟繁榮。

    《理性》:如果大政府确實是罪魁,那麼,為什麼瑞典等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很多福利國家卻似乎相當繁榮?
    哈耶克:嗯,這些特例沒有普遍意義。瑞典和瑞士這兩個國家都沒有遭受兩次世界大戰的破壞,都變成了歐洲大量資本的避風港。在瑞士,還有一些抵制政府幹預的傳統本能。瑞士是個很不尋常的例子,在這個國家,當政治人物已然變成進步主義者的時候,人民卻進行公民投票并迅速地說:“不!”
 
    《理性》:但是瑞典卻相當成功……
    哈耶克:是的。但是瑞典的社會不滿也許比我見過的幾乎所有國家都要嚴重。在瑞典,有很多人有一種強烈的感覺,生活根本沒有意義。盡管他們可能想象不出在他們自己習以為常的東西之外還有更好的東西,但我覺得他們對自己過去的理論的懷疑是相當強烈的。
 
    《理性》:從1948年到大約十年前,西德一直在努力地維護自由市場政策,從而創造了一種非常有活力的經濟複蘇過程,被人稱為“德國奇迹”。然而,社會民主黨今天卻穩穩地把持着權力,有些美國分析家曾經提出,這表明領導了“德國奇迹”的那群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即所謂的弗萊堡學派(Freiburg School)的哲學或策略有缺陷。他們到底犯了哪些錯誤,我們可以從中汲取什麼教訓?
    哈耶克:首先,德國人現在是由社會黨政府統治,這種想法就是完全錯誤的。現在的德國總理承認——也許不是在公開場合而是在私下談話中——他不是社會至上主義者。其次,直到最近,德國的工會組織的領導權還是在掌握那些确實了解嚴重的通貨膨脹意味着什麼的人士手裡。還有直到最近,當德國工會會員提出過分工資要求的時候,你隻需要告訴他們,“這将導緻通貨膨脹”,他們就會收攤。
  德國的繁榮在很多程度上要歸功于德國工會領袖的理智,而這又跟他們經曆過通貨膨脹有關。
  本号注:德國是歐洲的特例。首先德國有着與其它國家不同的工會協商制度,另外,德國人嚴格執行财政紀律,對通貨膨脹高度警。

    《理性》:你的奧地利老鄉,熊彼特晚年撰寫了《資本主義、SH主義和民主》,1942年出版,在這本書中,熊彼特預言,資本主義的崩潰将不是由于(Marx所預言的)其虛弱,而是由于其強大。資本主義的種子開花結果所産生的極大的經濟豐裕,将使資本主義進人一個官僚和經理統治的時代,他們将完全有可能取代創新者和企業家,而這将破壞資本主義賴以運轉的社會基礎:對私人财産的廣泛的承認和尊重。熊彼特關于資本主義内在的政治不穩定的命題與你自己的通往奴役之路的理論是否一緻?
    哈耶克:就預言的性質而言,有一些相同之處。不過,熊彼特卻陷入了一種悖論。他想喚起人們注意,就說資本主義确實要優越得多,但它自己卻不可能維持下去,而SH主義盡管非常糟糕,但卻必然會到來,這就是他所鐘愛的悖論。
  在這一悖論背後潛藏的則是下面的想法:某種輿論趨勢——他正确地注意到了——是不可逆轉、無法阻擋的。盡管他也呼籲反對派,當歸根到底,他對論辯的力量确實沒有信心。現狀會迫使人們總是按一種特定的方式思考,他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
  這是完全錯誤的。人們在某種條件下必然相信某種東西,這其中的關系并不是如此簡單。觀念的演進有它自己的規律,在很多程度上依賴于我們不能預見的發展變化。我的意思是說,我可以努力輿論向某個方向轉變,但我不敢确信是不是真的會朝這個方向轉變。我希望我能夠在某種程度上轉變公衆心态,但熊彼特的态度則是對理性完全絕望、幻滅。

    《理性》:你對自由的前景是否樂觀?
    哈耶克:是的,某種有所保留的樂觀。我覺得,馬上就要出現某種思想的逆轉,在與自由相對立的思想運動變得不可逆轉之前,我們會有機會及時地回頭。比起我20歲的時候,我要更為樂觀,當時,幾乎所有的輿論領袖人物都倒向社會至上主義一邊。在年輕一代人變化尤其顯著。因此,如果我們及時變革,就還有希望。

    小記
  看見這篇1977年的采訪,再對照一下現在的世界,英國、瑞典、瑞士、德國,完全驗證的哈耶克的判斷。之所以他能夠看得更遠,并不是因為他是先知,而是因為他思考得更加深刻,并堅持原則。
  如果讀一遍還有困惑,不妨多讀幾遍。也許你會支持文章中的一個觀點:根本不需要設立經濟學諾貝爾獎,但理由和缪爾達爾完全相反。世界上有二種經濟學,一種關于人的經濟學,叫做奧派經濟學;另一種關于數字的經濟學,叫做非奧派經濟學。既然奧派已經得過了獎,那這個獎的使命已經終結了。
  在我看來,世界并不需要經濟學家。
  那麼,奧派是什麼?
  是思想,是觀念。

 


    免責聲明:本文系轉自網絡,其内容未經本站證實。切勿輕信投資承諾,任何網上投資行為與本站無關。

财經中國網 :zhongte26585.cn 責任編輯:ty

關于

 你好! | 會員中心 | 退出
驗證碼:
首頁- 頭條- 财經- 科技- 時尚- 生活- 房産- 汽車- 娛樂- 健康- 旅遊- 商訊- 體育- 遊戲- 文化- 教育- 法制- 地方-
北京互聯網違法不良信息舉報 不良信息舉報信箱 主編信箱 給财經中國網提意見 新聞地圖 
關于我們- 聯系我們- 誠聘英才- 版權聲明- 相關法律- 網站地圖- 站内公告- 友情鍊接-
财經中國網版權所有
©2010-2011